太阳又西斜了。我胆怯地在四周徘徊，寻找能够停放泡沫板的地方。这回我要找个可以爬上去过夜的构造物。必须坚固地扎根于地下，不能太矮，也不能太高。找了很久，也没有遇到尺寸适当的塔吊。只有混浊而模糊的水平线无尽地延伸。我开始不安。昨天贴在塔吊下面让我觉得凄惨，现在连这样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沿着水波漂流而下，终于发现一台高度适中的塔吊。可是不知为什么，感觉它和别的塔吊不同。外形一模一样，好像加了某种其他塔吊没有的东西。我眯起眼睛凝视那个地方。上面……坐着一个人。那个人酷似我的父亲。弯曲的肩膀、矮小的身材，淡灰色的工装夹克也相似。我摇了摇头，重新往那个地方看去。或许是因为太饿，看花了眼。随着塔吊越来越近，人的形象也愈加清晰。那个人突然站起，歪着脑袋，慢慢地转过肩膀。
“怎么回事……？”
我盯着塔吊，朝那边走去。那个人反复弯腰和扭腰。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使劲张开双臂，朝向天空，然后又收回到胸前。他在左右两侧轮流划桨。时而原地蹦跳，时而蹲下，发出咚咚声。我的心里忐忑不安。说不定他是这里唯一的幸存者，因为正在示威而幸存的人，像我这样战胜漫长而讨厌的雨季的人。我径直朝着眼前的塔吊移动。体力已经耗尽，我还是拼命往前游。我抓住塔吊柱子，赤脚往梯子上爬。脚下很滑，必须非常小心。衣服湿了，脚步变得沉重。四肢不安地颤抖，心脏剧烈跳动。我很想见他。即使他是鬼，我也不能不见。他背对着我，还没发现我。我想大声叫他，可是发不出声音。走到梯子中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头晕，脚下踩空。没等我尖叫，身体就朝下倾斜。我急忙伸手抓住梯子，小心翼翼，继续一级一级往上走。手心火辣辣地痛。好久没见到人了，心里敲起了小鼓。他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多。因为他在高处俯视一切。这是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告诉我。也许他还有吃的东西。运气好的话，或许能得到些食物。即便不是这样，那也没关系，只要有人和我在一起就够了。他见到我，恐怕也会欣喜若狂吧。我使出最后的力气往上爬。终于到达塔吊顶端的时候，当我喘着粗气，兴奋地抬起头的时候，守在那里的只有空荡荡的寂静。
我有气无力地瘫坐在塔吊地面，失声啜泣。比起他的消失，更让我恐惧和委屈的是我又变成了孤身一人。周围黑了。怎么办，该去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也许这就是我的世界尽头。原来是这里，我来到了这里。我瘫倒在铁板上面。刹那间，疲劳感汹涌而来，浑身都融化了。我茫然地躺了很久，一直在思考死亡的问题。我能在这里坚持多久？咽气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死后我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被水浸泡过的面孔，人们会认出我吗？在此之前会不会被人发现？千头万绪在脑海里翻滚。脑子里晕乎乎的，好像一次吞下十天的感冒药。嘴里干巴巴的，全身疼痛难忍，像遭到了毒打。我躺成一个“大”字，头扭向旁边，无力地看着自己走过的路。我不知道自己走出多远，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知道眼前只有黑暗。尽管这样，我还是想看。不过，我真的看到了一样东西。很奇怪，周围似乎隐隐地亮了，陌生物体的轮廓在闪烁。又是幻觉。一条胳膊放在额头，我无力地笑了。不一会儿，当我再次抬头的时候，那个物体还在原处。像生病的动物的排泄物，黑黝黝，软绵绵。我像半瘫似的，利用双臂艰难地爬向那边，朝着来路不明的物体伸出手。不是排泄物，是纸浆。被水浸湿，失去形体的纸板箱子。我伸出手指，在纸浆中翻找。一个湿漉漉的红色发卡被我翻了出来。我盯着看了一会儿，继续翻找纸浆。出人意料的是，下面竟然有食物。一包方便面和一个1.5升的汽水瓶。我摸了摸方便面的包装袋，发出唰唰声，看来是真的。我突然想到，说不定是父亲把我送到这里。我手忙脚乱地拆开塑料袋，把方便面塞进嘴里。太具体、太真实的味道。我打开汽水瓶盖，喝了一口。咕嘟咕嘟，沿着食道流下去的液体凉爽而刺激。我更加疯狂地喝汽水。伴随着小小的烟火在漆黑的嘴巴里绽放的感觉，我轻轻地流下刺鼻的眼泪，仿佛自己在黑暗中咀嚼电灯泡。短暂的瞬间，这种感觉在体内熊熊燃烧，继而消失不见。我突然想起射向父亲护眼镜的焊接火花，以及父亲接触过的火花、灯光，以及试图让我看到其他光芒的心情。很久以前的那天，我和父亲穿着平角短裤，站在江堤上。父亲走在前面，说要教我游泳，当作我的生日礼物。父亲先做示范，然后用很长时间讲解胳膊的角度如何，呼吸如何。我听得稀里糊涂。父亲说，那你随便吧，不过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怕水。他让我自然而然地感受水的流动。我不怕水，可是无法忍受水进入鼻孔。我也不想让父亲看到我屡次失败的样子。父亲帮我纠正姿势，然后把我带到更深的地方。当我和父亲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时候，竟然不知不觉地游了起来。那只是像狗刨似的滑稽挣扎，的确是怪异、舒适又神奇的经历。不知从哪里传来父亲的声音：“对，就是这样。”不一会儿，父亲看着手表，让我尝试潜水。不过，出水的时候必须看天空。这有什么难的。我怀着盲目的自信，从容入水。只要全身放松，浮在水中就行。夏日的水波凉爽而深邃，柔软而绵烂，迷茫而舒适。感觉像是来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世界上所有的噪音都被阻断，这一刻如同短暂的永恒。我潜在水中，直到无法继续坚持。某个瞬间，我终于憋不住气，露出水面。这时，几千颗流星雷阵雨般降落到我的头顶，感觉比在水中更喘不过气来。真的，这是我收到的最精彩的礼物。我喝着汽水，品味着消失不见的火花。我低声自言自语，怎么感觉这里散发着流星雨的气息。
周围渐渐亮了。令人吃惊的是，雨好像停了。我不知道是会继续下雨，还是彻底雨过天晴，就像不知道这个村庄的尽头是什么。好久没看到天上淡黄色的月亮了。一轮半月缓缓地从乌云中探出头来，隐隐约约。看到月亮，我想起了妈妈，被树根拥抱着漂走的妈妈，也想起了她脸上缠满绿色胶带、久久注视我的样子。现在，母亲在哪里？她去了什么地方？希望母亲能够舒舒服服地躺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湿漉漉的衣服被风吹干，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离开水面，反而比在水中更冷。或许我该做做体操。我要继续等待。眨着被水浸湿的睫毛，我久久地望着形成月晕的夜空，颤抖着铁青的嘴唇，小声嘀咕：
“会有人来的。”
刺骨的寒风吹来，歌利亚剧烈摇摆。
那里是夜，这里有歌
冬夜。月朗星稀的夜，清爽的首尔之夜。风犹豫不决，像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发出臭味的老人，不由自主地变得软烂，不由自主地发出春天的腥味。距立春还有半个月，城市却像患了感冒，为了应付换季而出现了隐隐的低烧。
“我的座位在哪儿？”
磁带里流出遥远国度的语言。尽管没有人看，龙大还是尴尬地跟着朗读中国语基础会话。
“我的座位……在哪儿？”
冷飕飕的夜晚，似乎只想让知道的人知道，从“立春”标牌上面落下的粒子悄悄混入风中。磁带静悄悄地转动。黑暗的出租车里，计价器和仪表盘闪闪发亮。龙大抓着方向盘的手上渗出汗珠。他从小就经常发烧。这都是因为他的母亲长期在市场里卖狗肉汤的缘故。整个学生阶段，他带的午餐配菜不是甜萝卜或五香豆，而是狗肉。煮狗肉、蒸狗肉、炒狗肉、烤狗肉、不知道怎么做成的狗肉……过生日的时候，只有回头客才能吃到的狗鞭轻巧地盛在他的饭盒里，让他面红耳赤。他的母亲是一位“没什么手艺，却相当自负的餐厅老板”。惊人的是，直到餐厅关门，他的母亲也不曾意识到这个事实。饭店冷冷清清，剩肉堆满冰箱。母亲把部分剩肉做给孩子们吃。当时他处于长身体的阶段，经常感觉饿，当然也没有什么怨言。龙大的脸颊泛着红光，稍微有点儿秃的额头总是流汗。别的家庭成员并非如此，只有龙大是这个样子。他担心自己会被别人当成弱者，或者显得过于猥亵。因此，他养成一个习惯，和别人握手之前总是下意识地在裤子上擦擦手。高中体育课，和女生一起跳民族舞的时候也是这样。拉着女生的手转一圈，同时迅速去擦另一只手。换过手再转一圈之后，又去擦另一只手。看上去他似乎在跳和别人截然不同的舞蹈。那天夜里，龙大在车里没开暖风，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刚才的句子再次从录音机里流出，声音里满含着确信，该知道的人会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四种声调在龙大听来就像深夜在山里遇到四条岔路……因为录音环境不好而混着杂音的外国语，犹如从更远地方发出的无线电波，显得颇为急切。公路上，“空车”排成长队。龙大在队伍最后等待客人。前几天他背过一句，“多少钱？”以前学过“我从韩国来”。除此之外，还学过“谢谢”，“对不起，我叫龙大”。“喜欢”“讨厌”“你好”这几句也知道。虽然学得不成系统，也没什么头绪，不过这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语。龙大利用没有客人的时间听中国语磁带。厌倦了就打开收音机，不耐烦的时候也会连续几天不听。他努力每天至少背会一句话。他并不喜欢学习，只是为了消磨无聊而郁闷的时光，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这样似乎也不错。堵在公路上的时候，他的斗志更加强烈。“我早晚会离开这里”，这种暗示让他得到安慰。听说中国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陌生的语言怎么也说不出口。中国语不像语言，而像唱歌。不仅单词和语法，还要记住句子的语调。妻子鼓励他说，越南语有六种声调。六种也好，四种也好，都同样复杂。他在两年前决定要学中国语，正式学习还不到两个月，而且只是坐在驾驶席上反复听简单的句子。总好过抽时间去辅导班，或者坐在区图书馆不到十分钟就趴在书桌上睡去，而且是穿着画有椰子树的白衬衫，戴着金项链。对龙大来说，休息日弥足珍贵。上了年纪的公司前辈说，做这种工作赚钱，就意味着缩短自己的寿命。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龙大平均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星期天主要用来睡觉。妻子劝他，如果没时间学习，可以利用工作时间。轻轻松松，每天只背一句话。妻子说在电视上看到一名修理工用这种方式学会了五种外语。每当说出一句中国语，他混浊而无知的眼里都会闪烁着从未去过的国家的风景，辽阔而历史悠久的大陆、无法相信却又试图相信的谣言遍布的古城。龙大仔细回味自己说过的话。“我”是我，“的”是的，“座位”和“在哪儿”分别是座位和在哪儿的意思，连起来就是“我的座位在哪儿”。
在哪儿，“哪儿”永远都很重要。知道这个答案，才能停下或出发。妻子让他不要忘记“在哪儿”这个单词。这个单词可以带你去想去的地方。至于如何到达，可以由你决定。出人意料的是，很多人都对迷路的异乡人非常亲切。去外地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回答，而是有勇气提问。妻子用很简单的韩国语做了解释。每当听妻子说这些，仅仅因为自己听妻子这样说话，他就觉得自己是可以听这些话、有资格听这些话的男人。“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有些过了”，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女人相信，只要真心交谈，彼此之间就不可能存在误解。对于沟通的问题，这个女人的自信简直到了纯真的程度。妻子很年轻，工作也出色，就是少了点儿学问。当初，他擦完手上的汗和她握手，那个北方女人像尊重世界上最小部落的礼节似的笑着跟随。那个笑得苍白、死得漆黑的女人。发出“在哪儿”的时候，他想起了那个女人。龙大喜欢妻子试图解释或表达的样子。如果对象是自己，就更喜欢了。总是因为渴望说话而瞪大的眼睛，像地球的轴……朝着对方倾斜十五度的心，尽管自己也会因为坡度而滑倒，然而每当疼的时候，她只是“啊”地叫一声。她对龙大是真心的。
龙大从小就饱受蔑视。家庭的耻辱，家族的蠢货，被忽视的人，每家每户都有的讨厌鬼。有一次，他听见嫂子大声说他的坏话。那时哥哥的豆腐厂破产了，哥哥失踪，辗转于各个旅馆。嫂子不堪讨债者的折磨，每天到镇上旅馆搜找。不仅是钱的问题，而且孩子爸爸断了联系，嫂子感到孤独，在回家的大巴上呆呆地流泪。后来嫂子求小叔子帮忙，让他和自己一起找。
“你知道小叔子龙大怎么说吗？”
家里的女人们在对面屋里交头接耳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他要求嫂子支付油钱，摩托车油钱。”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哥哥的事情，他大哥平时对他多好。嫂子情绪激动。每到节日，这个话题就会反复提及，很多人不以为然，听起来倒是很有趣。男人们品尝着祭祀用酒，充耳不闻。龙大默默无语地撕着鱼干，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只能嬉皮笑脸。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表情有多么糟糕。
“我一嫁过来就发现了。我在地里摘辣椒，小叔子在廊台弹吉他。公公也不说什么。”
重要的是，嫂子说得没错。退伍之后，龙大先后做过中餐馆外卖员、理发店助理、酒吧服务员、小区保安。大部分都是哥哥千方百计帮他安排的。龙大哪件工作都没能坚持到底。经常一声不吭地旷工，老板说一句，他反驳十句，然后夺门而去。不识时务地插嘴客人的对话，也是常有的事。每当这时，哥哥都要去找店铺老板、自己的前辈或朋友说情。龙大闯祸后，家人的反应是“早就知道会这样”。后来龙大自己也这么认为了。第一个被龙大介绍为媳妇的女人——虽说是沦落到穷乡僻壤的茶馆服务员，也长得太丑了。最后她带着龙大数额不多的摩托车事故保险金——逃跑的时候，人们依然保留着“不足为奇”的态度。几年前的中秋节，龙大喝醉酒，骑着摩托车去了祖坟，路上失去重心，摔倒在地里的田埂上。那时，亲戚们都在热辣辣的秋阳下俯视龙大。龙大记得他们的面孔。哥哥的困惑，嫂子的轻蔑，侄子的鄙视，其他兄弟姐妹们的冷笑，背对阳光看热闹的人们的夺目的蔑视。
七年前，他来到首尔。当时家里正因为母亲住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龙大毁掉了一个不动产协议。公司破产，收走了靠种宅边地为生的母亲的房子。本来以为只是做担保，但是不动产中介，也就是龙大的前辈同时把房子卖给两个人，然后就失踪了。房子是龙大和母亲一起居住的地方。那是一栋白色混凝土墙壁流淌着污水、看上去很狼狈的西式房屋，然而对母子二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安乐窝。房产证上的房主是活动于大田某地的流氓。每天都有奇怪的男人来家里。他们穿着西装，在龙大家门前搭起平板床，搂着小姐喝酒鬼混。他们肆无忌惮地从母亲的宅边地里摘辣椒和生菜，举止放肆，邻居们看了都觉得难为情。龙大不知如何是好。流氓们的歌声一天比一天高。年近四十，却连张存折都没有的龙大几乎无计可施。这次又要由哥哥出面。最后，龙大离开了家门。沉默寡言的哥哥打着龙大的耳光说：“这个混账，什么都敢做。”那天夜里，受到流氓们俗套而严重威胁的夜里，在朦胧的黎明，龙大悄无声息地离开不祥的狗吠，不住地回头。他的脸看上去比大他十岁的大哥还要苍老。当时他三十七岁，已经过了离家出走的年纪。独自来到首尔的他，习惯于人们的抛弃和失望的他，面对城市的快节奏依然不知所措。不谙世事的老光棍，被目光深邃的朝鲜族女人的亲切彻底迷醉，也就不足为奇了。
姓林，叫明华，来自吉林省延吉市。那是韩国语和北朝鲜的朝鲜语，以及朝鲜族的朝鲜语混合使用的城市。明华会说中国语、朝鲜语和韩国语，说得最好的是中国语。多种语言在干涩的风中混杂，在大陆翻滚。有的枯寂，无人使用，如同沙漠里的骨头。她在语言掀起的风尘中长大。有时坚挺，有时摇摆。后来到了韩国，明华认识到自己说出的不是祖先的语言，只是外地人使用的“劳动者的语言”，也了解到声音和语调唤起的某种气息。明华甚至渐渐领悟了死也无法达到完美的他国语言的质感。这个变化发生在国家越来越富有、个人却越来越贫穷的时代，为了赚钱而偷渡之后。那个春天的夜晚，她乘上走私船，感觉自己的命运被配送到某个地方，感觉自己的体温比世界的体温更高。明华死死地盯着躺在身边的妹妹的脸。不知纯真为何物的纯真，不知青春为何物的青春。明华不知道，其实她也不是很俗气的人。她呆呆地看着丽华的脸。她知道，自己喜欢丽华的脸。并不是所有的朝鲜族都贫穷，有人留学、做生意或贩卖名牌；也有人偷渡、卖器官或者进入婚姻市场。韩国也不例外。明华属于后者。
姐妹俩最先定居在京畿道附近某高尔夫场。明华在高尔夫球场职工食堂里洗碗。使用足以溶化粘在餐盘上的饭粒的烈性洗涤剂，只用清水冲洗两三次，在阴暗的厨房里，从早到晚。明华吃的饭也盛在那些餐盘里。阿姨们开玩笑说，这样的饭，吃上一年会受内伤。她也跟着笑。她身穿橡胶做成的围裙和长靴，清洗韩国人的饭碗。每到夜里，她就和妹妹斜躺在一起，用只有她们能听懂的中国话窃窃私语。她们的声音里混杂着天真和疲劳、隐隐的恐惧和希望。可是有一天，妹妹在工作的时候眼睛里溅了强碱性洗涤剂。不到二十岁的丽华失去了一只眼睛，没有拿到任何补偿就回国了。送妹妹回国欠下的债如数落到明华身上。送走妹妹，明华没回高尔夫场，而是去了首尔。从那之后，她的奔走人生就开始了。桑拿房保洁、足底按摩、保姆、服务员、旅馆保洁……几乎什么事都做过。雇主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物色低薪劳动者。明华赚到的钱三分之二都寄回老家，自己则过着勤劳简朴的生活。认识龙大的时候，明华看上去比实际显老。
龙大经常出入城北洞司机餐厅，只为看一眼明华。这家餐厅的烤肉米饭套餐很有名。他每次都吃，后来吃得想吐。即使身在富平或九里，到了吃饭时间，龙大也要开车去城北洞。零钱也要在这里换。吃饭的时候，龙大一直在流汗，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龙大想跟明华说话，却又找不到托词。有一天，他看见下班后筋疲力尽走在路上的明华，放慢车速，凑到明华身边。“去哪儿？我送你。”明华回绝了几次，可是太累了，最后接受了厚脸皮回头客的好意。
开了五年出租车，龙大对首尔的好饭店熟门熟路。不是那种开始很有名，后来变得浅薄的餐厅，而是看上去简陋不堪、味道却很正宗的小馆子。龙大经常带明华去好吃的饭店。美食的快感令明华兴奋不已。每当吃着美食，“啊”，轻轻惊叹的时候，明华感觉自己埋没多年的人生感觉逐一苏醒了。他们在练歌房喝啤酒，漫步德寿宫，欣赏动作片。偶尔有人听到朝鲜族特有的语气，会瞥他们一眼。明华对龙大很温和。也许是厌倦了孤独的异乡生活，她喜欢和龙大消磨时间。人们对两人的关系议论纷纷。虽然是非法滞留者，可是端庄清秀的女孩和比自己大十几岁的男人厮混，肯定有问题。
一天，龙大问明华想做什么。明华想了想，说想去咖啡厅。
“咖啡厅？”
明华难为情地说，就是这里的年轻人去的那种咖啡厅。龙大这才想起自己从未带她去过这类地方。不是故意，而是不懂。除了普通茶馆或者有吉他手演奏的茶楼，龙大几乎没去过咖啡厅。他像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那样，经常喝自动售货机的咖啡。龙大再次意识到明华的年轻。三十二岁，虽然身材不是很圆润，脸蛋又透出几分疲惫，但毕竟还是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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