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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月25日早上10点，东京的大森海湾也同样阳光灿烂，而“鹤江号”则又再重复上次出港及抛锚停泊的情形……
也同样是在轮船停稳的几分钟之后，头戴大檐黑礼帽，身披黑呢大衣的孙中山又一次站上讲台，遂用其南腔北调口音大声呼唤道：“诸君，下面我又要开讲了！”
“哈哈……”——会场是一阵欢笑和掌声。
“我今天特地向大家各推荐两扛鼎大作的一些话——”孙中山随即举起一本书，“这是郑观应先生用了近六年的时间编撰完成的，有着14个卷本的鸿篇巨著——《盛世危言》的头册！”
“孙先生！”台下有人大声叫喊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早在1892年，他郑先生在澳门编最初的五卷本时，就已将您所撰的《农功》一文收入其中！”
随即又有人应着声：“先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您在文中的金句，我们至今可还是记得个一清二楚！”“就是！”
“哈哈……”孙中山开怀大笑，旋见他举着书本指点道：“看来诸君早就对这部吹响‘富强救国’号角的大作耳熟能详，那我这就不妨试问——作者除了发出‘要在吾国立宪法，以拯华夏危于安’的先声外，还都祭出什么样的封面题呀！？”
“其封面题就七个字，即：‘首为商战鼓与呼’！”——有人迅速回答道。
“对！就是这——‘首为商战鼓与呼’！”孙中山指着书上封面题道，“而我细读完这分别把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归结为‘兵战’和‘商战’的著作后，又觉得以下这么几句最精彩、最到位。即：”他继而翻到有角折的页面，遂定睛念道：
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为本，兵战为末。
总而言之，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
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立宪法而改良政治。
念毕，孙中山打起手势道：“都说兵凶战危？都说商场如战场！可兵战也好，商战也罢，若到了‘战’的程度，无非是要革对方的命！而既然是‘革命’，我们就得请出邹容的惊世之作——《革命军》！该书去年5月一经上海大同书局出版，我革命党人章炳麟，即以主笔的身份在上海《苏报》上力荐说：此大作‘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下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书中对‘革命’和对‘当今中国革命之任务’的解释。”他随之捧书念道：
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中国自秦朝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也。……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故而当今中国革命之任务，就是要推翻此一专制政体！
念毕，孙中山语重心长道：“上次我曾在这里说过，洋人、官吏、商人、老百姓都不愿意打仗，所以就有了‘东南互保’。但是我们的广州乙未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却有众多的民众勇于参战！而在他们当中那些个有知识的士子又堪最英勇！如在乙未起义中被捕，我在悼词中称之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陆皓东就是其典型，他在就义前曾这样慷慨自陈：‘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诸君，甲午之乱，庚子之乱，已使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深深感到：只有推翻满清鞑虏——才有可能让自己和同胞不做连狗都不如的亡国奴！也才有可能复兴中华、振兴中华！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革命军》一经面市，就让清妖如临大敌！他们不但迅速查封报馆，还将章炳麟等人逮捕，以致邹容激于义愤和营救心切而自动投案，如今正在狱中倍受折磨！
“同时，近一年来，那‘痛定思痛’的慈禧老妖又做了什么呢！？据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仍然是她处理内政与外交的指导方针和头等大事！不过对洋人来说，获取战争赔款只是‘硬勒索’，中国全面打开市场，以利于他们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才是他们的长远追求！而老妖婆最近在这上头的卑躬屈膝主要有三：
“其一，根据曾出洋考察多次的载振贝子的建议，于去年9月7日正式设立了旨在‘统筹全国经济和重振洋务’的新衙门——商部，并让载振出任其首任尚书。
“其二，不久前，举办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名为‘经济特科’的科举会试。除了考试内容不再是儒家经典，且作文命题也不再出自经文外，还明确考生最好识洋文并能够论说诸如‘镑亏’等经济课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为了争夺海内外人才，已重拾康有为当年所提的一大举措，即‘通过废八股取仕’！而有鉴于此，我预计——他们接着将会承认洋文凭并延揽洋教师及华侨胞中的大学生到国内广设如同泰西之学堂！”
“哦——！？”“啊——！？”——众人大为惊讶道。
“那我为何这样预计呢？”孙中山大声道，“这首先与两年来，洋人一再催促她重新实施‘新政’并加大对‘镑亏’金额的支付有关！而废八股和广设泰西之新式学堂等，又无疑是——既最有现实需要又最为简单易行的‘维新’举措！可但凡要引进海外人才，就自然离不开外交！于是，就有了其三，即改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并将其班列于六部之前！”
“如此我们又该怎么办！？”有人焦急应声道。
孙中山伸出双手往下按了按，遂道：“继郑观应‘首为商战鼓与呼’之后，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务——曹典球，曾于1898年9月在《湘报》第165号上，发表了题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新学说！请问诸君，乍听‘学战’又更胜‘商战’一筹，是否有牵强附会甚至错愕之感呀？”
“有的！”“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感觉！”——好些人认可道。
“是吧！？”孙中山笑应，遂忙不迭地指着手中的书本说：“好在他曹总教务早就料到并在《序言》中先行解惑。”有顷，他又念道：
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大人在其《劝学篇》中写道：“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梗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到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大贤郑观应随后则在《盛世危言》中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而我所谓之“学战”说，则专指学识之战。亦即——吾国惟有师法西洋大上最终服膺于“商战兵争”之学科教养，方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
诸君，何言：“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这不外是——文者文化也，文化者文治教化也，文治教化者皆以“学而习之”为根基也。要不，先贤王守仁1何以在《传习录》中断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盛世危言》还怎会着重强调：“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
故总而言之，若在“商战为本，兵战为末”之前再冠“学战为基”，那金句便更趋完善与周全。
“话说到这呀，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学战’是如此重要，那我们这些在国内没有地盘的革命党人又该如何参战呢？这就又涉及另外一个层面的斗争了！我们革命党人虽然不能在国内大办西式教育，但在海延揽外精英上却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大优势！为此，兄弟不日将启程前往美欧一趟，以展开跨大洲的争才之旅！当然喽，有鉴于‘万事唯财莫举’，这次争才之旅，亦必同时是一次多了个‘贝’字边的争‘财’之旅！
“诸君，我早在几年前就曾说过：革命与留学生的结合是其革命事业由衰转盛的一个起点！而他日立中国强国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是我留学生也。比如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转瞬间即成风气；故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
“诸君，古今中外历史一再表明，新文明必须先由知晓新文明的人们来推动！所以，我在这里还要郑重代表兴中会总会明确宣告：今后发展革命之势力将重在学战中坚之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未来必会分途作为领导人！”
2月8日是农历小年（星期一），这天下午艳阳高照，同披蓝宝石色貂皮大衣的奕劻、载振父子俩携手缓步前行……
当他俩走到一座崭新的门前过渡桥的中央，遂驻足凭栏观望……
“阿玛，您瞧——”载振边说边伸手指向前面一座新落成的西洋楼，“这新宫殿虽沿袭我传统的中式布局，但整栋楼房的顶部和窗框皆饰以西洋的雕花，其窗棂也都镶上西洋的彩色玻璃，故而就如同先前圆明园的‘海晏堂’一般，全然是一派地道的巴洛克风格。也正是因为如此，再加上不能再沿用昔日‘仪鸾殿’的旧名称，以致太后日前已同意改以‘海晏堂’来命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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